作者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

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為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著有《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比較的鬼魂：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譯者

李宛蓉

主修新聞、大傳，從事翻譯工作30餘年，已出版譯作60餘本。

目錄

導言
第一章漂泊的年少時光
第二章 區域研究
第三章 田野調查
第四章 比較的架構
第五章 跨學科研究
第六章 退休與解放
後記

試閱

第一章漂泊的年少時光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雲南昆明出生，時值日本對中國北方發動大規模侵略的前夕，短短三年之後，歐洲便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一年夏天，就在我快滿五週歲的時候，生病的父親決定帶全家人取道美國返回維持中立的愛爾蘭。
然而我們搭乘的船在舊金山碼頭靠岸後，父親才明白當時大西洋上潛水艇交戰頻繁，根本沒辦法回老家。於是我們只好待在加州，後來又遷到科羅拉多州（Colorado），直到納粹德國戰敗為止。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搭船前往愛爾蘭，船上依然擠滿了遠赴歐洲戰場的美國士兵。那時候我已經快滿九歲，隔年父親不幸去世，但是英國籍的母親卻決定全家人要繼續待在愛爾蘭。
我就讀小學、中學、學院的那些年適逢冷戰時期，一度無比遼闊的大英帝國也在那段期間迅速崩解。就我的記憶所及，當時冷戰對我的影響並不大，但假如我不是幸運住在愛爾蘭，恐怕十八歲那年（一九五四年）就會被徵召入伍，前去馬來西亞、肯亞或塞浦路斯為垂死的帝國奮戰，結果搞不好就戰死或重傷了。
我的成長歲月也在電視機問世之前，不過我們倒是經常收聽廣播節目——廣播這個媒介可以讓人一邊做家事、做功課、玩牌、下棋，一邊收聽節目作為娛樂。夜裡我們往往轉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頻道，聽非常傑出的演員高聲朗讀小說巨作，這些節目像連續劇那樣逐集播放，我們的腦中因此充滿對小說人物的想像，譬如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基督山伯爵（Count of Monte Cristo）、吉姆爺（Lord Jim）、烏利亞‧希普（Uriah Heep） 、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等等。
巡演劇團對我們也非常重要。愛爾蘭到處都是優秀的劇場演員，我們不僅能欣賞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劇（這些劇本後來才被拿來當教科書），也有世界知名的愛爾蘭劇作家撰寫的戲劇，像是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王爾德（Oscar Wilde）、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奧凱西（Sean O’Casey）等人。那時候美國大眾文化剛開始抵達愛爾蘭，本地電影院會放映西部片和迪士尼卡通片。
這一切原本可能不會如此演變——假如父親當初因為太平洋戰爭而延後離開中國，最終我們可能都會被關進日軍收容營，也許就死在那裡了。假如父親不是愛爾蘭籍，我可能會在英國長大，然後為了大英帝國去海外參戰。假如我晚一點才出生，可能會沉迷於電視，以致懶得去本地劇院看戲。
我的父母親是了不起的家長，慈愛寬厚，為人風趣，我和弟弟羅瑞〔Rory，如今又以派瑞（Perry）之名著稱 〕、小妹美蘭妮（Melanie）都深愛他們；可以說我們兄妹非常幸運擁有這樣的雙親。
父親的大名是謝莫斯．詹姆斯．奧格曼．安德森（Seamus James O’GormanAnderson），他的父母都系出名門。祖母的父系祖先是愛爾蘭人，這從她的娘家姓氏奧格曼（O’Gorman）就看得出來，這個家族有投身政治激進行動的悠久歷史，主要是對抗愛爾蘭境內的英格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一七九八年發生了愛爾蘭起義（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這是受到法國大革命鼓舞所激發的行動，奧格曼家族的一對兄弟，也就是我的外高祖父和外高叔祖父都參與了，而行動的回報是兩兄弟都進了監獄，在牢裡待了一段時間。一八二○年代，兄弟倆都成為奧康諾（Daniel O’Connell）所創立的「天主教協會」（Catholic Association）的重要成員。「天主教協會」的奮鬥宗旨是，終結百年來社會上佔多數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所遭受的法律、政治、經濟歧視。他們的一個姪子參加一八四八年的叛亂，當時正處在「愛爾蘭馬鈴薯飢荒」水深火熱之際；叛亂失敗之後，這個姪子逃到巴黎，又轉往伊斯坦堡，後來移民美國，最終成為紐約州最高法院的一員。
我父親的外祖父波賽爾．奧格曼少校（Major Purcell O’Gorman）在一八七四年獲選為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的議員，選區位在小城瓦特福（Waterford），他還成為巴奈爾（Charles Parnell）所領導的愛爾蘭自治運動（Home Rule for Ireland bloc）旗下重要的角色（據說他的體重達三百多磅，是議會裡最胖的人），可是他卻娶了一個信奉新教的英格蘭女子。當時社會對異教婚姻還頗為寬容，只是不久之後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即位，風氣為之一變。在社會風氣比較寬容的年代，本地法規對於異教徒結婚的問題有個通情達理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兒子信奉父親的宗教，女兒則信奉母親的宗教。因此我的祖母是新教徒，而她的哥哥卻是天主教徒。
再講到我祖父這一支，幾乎是完全相反。祖父家裡是「盎格魯-愛爾蘭」一系，指的是十七世紀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入侵愛爾蘭，奪取本地人的土地，然後在此定居，躋身當地仕紳，他們的後代依然是新教徒，不過世世代代之後，這些子孫覺得自己更像愛爾蘭人。我祖父這一支出了很多軍官，有些在拿破崙戰爭中上了戰場，有些去了阿富汗和緬甸服役，還有些隨著大英帝國的擴張，被派駐香港和印度。
我的盎格魯-愛爾蘭祖父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過世了，他的職業也是大英帝國的陸軍軍官（當年的盎格魯-愛爾蘭家庭是由長子繼承父親的財產，餘下的兒子往往成為教士或軍官。）祖父就讀倫敦沃維奇（Woolwich）的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這所學校專門訓練工程師，他畢業之後先後前往印度、緬甸、馬來亞服役。在派駐檳城（Penang，我父親的誕生地）期間，祖父興建了一座淨水水庫，至今依然正常運作，此外他還建造了一座新式港口。如今站在檳城的高樓上眺望，仍然能看見祖父當年為妻子所設計的愛爾蘭風格屋舍的遺跡，那正是波賽爾．奧格曼少校的女兒，也就是我的祖母。祖父是最早對密碼學感興趣的那批人當中的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成功領導英國陸軍部（War Office）的密碼局。有時候我也感到好奇，自己之所以終身癡迷玩填字遊戲，是不是源自於祖父的基因？
關於先人的這些歷史，有許多是我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才發現的，當時我開始考慮自己該選擇當哪一國的公民，最後選的是愛爾蘭。我小時候旅行用的是母親的英國護照，後來用自己的英國護照，從來沒有多想。長大後知道了人有靈魂和性格，但也很少為自己的身分煩惱。身分的主要關聯是數學 ，不然就是針對屍體所進行的法醫調查。
我選擇當愛爾蘭公民，除了有政治理由，也有私人因素。當時越戰正打得如火如荼，鄰近的印尼反共黨軍隊奪得權力，屠殺了大約五十萬名共產黨員與同情共黨人士。這些事件使我的左傾情感更加堅定。另一個理由比較私人，由於弟弟妹妹已經決定要保持英國籍，我覺得自己欠父親一個公道，畢竟在我出生時，他給了我奧格曼這個「部族」姓氏，所以我應該申請愛爾蘭國籍才對。
愛爾蘭的公民權並不難取得，前提是我要能證明雙親或祖父母當中，至少有一人是在愛爾蘭出生的（我父親生在祖父駐紮的檳城，母親則生在倫敦。）可惜的是，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在一九一六年發動反抗英國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Uprising），叛軍燒毀存放愛爾蘭出生記錄檔案的建築。所幸我母親有個朋友的嗜好是研究瓦特福郡（County of Waterford）各家族的家譜，他挖掘出前文所述的大部分資料，我將資料拿給本地選出的國會議員看，獲得對方協助，才得以在一九六七年拿到自己的第一本愛爾蘭護照。

第二章區域研究

事實證明，命運的發展和我原先所預料的大不相同。我很快就深受康乃爾大學美麗的自然風景吸引，而卡欣所教授的印尼、東南亞、美國對亞洲政策的課程也令我傾倒。在康乃爾的第一年結束時，我明白自己終於下定決心追求此生的志願：當教授、做研究、寫書和教書，並且在學術和政治傾向上跟隨卡欣的步伐。後文還會多講一些卡欣的事，他不僅是優秀的學者，更是堅持信念、充滿活力的人。
所以我就這樣待下來了。母親很高興我終於安頓下來，但也抱怨我離開她和弟妹那麼遠，因此我幾乎每星期都寫信給母親，每年耶誕節和暑假也會回家。母親常常給我回信，西麗雅（Celia）姨媽會寄字謎剪報給我，她寄來的字謎通常比美國當地的字謎更難破解。
儘管一到康乃爾就受到卡欣教授的東南亞課程所吸引，但是我花了好幾個月才適應美國研究生的生活，又花了更久的時間，才了解康乃爾大學及其東南亞學程在當時地位多麼獨特。要解釋這種獨特性的本質，就需要暫且放下康乃爾，先說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人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如何乍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美國雖然在全世界積極推動經濟擴張的政策，但骨子裡其實是奉行孤立主義的。世人都記得，儘管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使出渾身解數，美國仍然拒絕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由於美國只擁有一個重要殖民地，也就是菲律賓，加上本身曾經也是殖民地，因此在涉足「歐洲」和日本殖民帝國的競賽時，經常會感到尷尬。到了一九三○年代中期，美國已經訂好一九四六年讓菲律賓獨立的計畫。美國雖然擁有規模龐大的現代化海軍，可是陸軍和空軍力量乏善可陳，直接的政治干預主要限於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主張的自家後院，也就是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以及太平洋的一大塊。美國的學術界也反映這個較大的格局，因為有太多美國人祖上源於歐洲，也因為歐洲的學術界地位崇高，所以很多美國學者研究的國家主要位在西歐——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蘇聯也是學者研究的目標之一，因為該國被視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敵人。至於亞洲，一般只關心中國和日本，研究日本的主要原因是它握有軍事力量，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獨大的地位。早期學界之所以對中國產生強烈的興趣，是受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大批傳教士前去中國傳道的刺激。到了一九四○年代末期，蔣介石政權瓦解，很多中國學者逃到美國——反動派和自由派不拘，水準頂尖的和平庸的都有，後來大幅提高了反共中國問題研究的影響力。他們和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來的學者不同，許多都帶有特定的政治企圖。這些學者和美國持有類似意識形態觀點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結盟，日後在與亞洲議題相關的美國學術圈形成一個重要的派別，影響力很大。
當時已經有一些關於印度的著作，不過主要限於梵語學生閱讀的書籍，受到歐洲東方主義的影響，而不是關於當代殖民地印度的作品。除了一、兩位人類學者之外，幾乎沒有人研究非洲、中東、中亞或東南亞。正經研究東南亞（菲律賓除外）的專家，一隻手就數得出來：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與葛瑞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峇里島（Bali）、珂拉．杜布瓦（Cora Dubois）研究印尼亞羅島（Alor），魯伯特．愛默森（Rupert Emerson）研究馬來亞（Malaya）。遲至一九五八年我開始在康乃爾大學政府系就讀時，為數不多的教師絕大多數都在研究美國。有一位教授負責蘇聯，另一位負責西歐，而卡欣則負責整個亞洲。整個系上都沒有老師教授關於拉丁美洲、東歐、非洲或中東的課。
第二次世界大戰急遽改變了所有事物。美國忽然成為世界霸主，德國和日本徹底戰敗，英國和法國雖然是勝利的一方，卻遭受參戰的代價拖累，昔日世界帝國強權的地位迅速衰落。唯有蘇聯不動如山，但仍然是區域性大國，而不是全球強權。雖然美國先前不肯加入國際聯盟，此時也已成為聯合國的核心組織者，這點從紐約被選為聯合國總部就看得出來。在這些新的情況之下，更多有權有勢的美國菁英分子清楚察覺到，自己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認識少得可憐，畢竟他們如今指望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局勢中扮演關鍵角色。由於亞洲和不久之後的非洲正以如火如荼的速度推動去殖民化，了解這些國家就變得更迫切了。
戰後美國區域研究的崛起，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新霸權地位。美國開始投入大量財務資源和其他資源，著重研究西歐以外國家的「當代」政治學和經濟學，較少研究其歷史、人類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到冷戰伊始，學術界對政策研究越來越感興趣，尤其關切他們所理解的「世界共產主義」所構成的真實威脅或想像的威脅。促進學術界這波擴張的背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國防部的推動力。不過極大型私人機構也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一部分的作用是平衡國家的「政策」焦點。
這些基金會的高階人員通常教育水準很高，他們在小羅斯福總統（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漫長的執政期間長大，比國家機關公務員的觀點更偏自由派，也比較不執迷於打擊「世界共產主義」。他們很多都堅信較有深度、以歷史作基礎的學術研究很重要，認為相較國家機構，在開放的大學裡更有可能健全發展這類學術研究。他們也比較注意長期規劃的需求，以及某些議題的急迫性，例如闢建足夠的研究圖書館，以及戰前乏人問津的那些語言種類的教學效率。
西方人眼裡的「東南亞」是什麼樣的？中文自古就有「南洋」一語，這個模糊的地理名詞大概的意思是「南方地區」，而且帶有「水」的意涵，象徵地處北京以南，可以經由河道或海路抵達的南方地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南洋指的可能是中國自己的東南沿海省分，或是菲律賓、印尼群島、馬來半島，但不指只能經由陸路抵達的緬甸和寮國。日文也有同源的用詞「南浦」，是明治時代才有的，在意義上更明確也更政治性，涵蓋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的一大部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受託統治該地。
第一位出於完整現代意識使用「東南亞」這個詞的西方學者，是傑出的緬甸專家約翰．佛尼瓦爾（John Furnivall），他在一九四一年出版了《東南亞的繁榮與進步》（Welfare and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然而決定性的改變，是大戰期間盟軍創造東南亞戰區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由路易．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擔任總司令，宗旨是「解放」美屬菲律賓以外的整個東南亞——至於菲律賓則交由華府處理。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不僅（短暫）恢復英國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殖民，當荷蘭和法國效法英國，分別在當今的印尼和中南半島企圖恢復殖民時，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也扮演類似的襄助角色。儘管如此，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不久，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便廢除了。
「東南亞」這個詞最早是經由美國才定型變成一般用語，像過去的日本一樣，美國的野心也是主宰印度和中國之間這整片地區。過去歐洲諸帝國只要瓜分此地區就已經心滿意足，所以焦點多半放在自己擁有的殖民地上。這項重大的政治改變無可避免的對學術界產生根本的影響。
戰前關於東南亞不同部分的最佳研究，都出自學養深厚的殖民地官僚，而非都會區大學的教授。這些官僚在特定殖民地一住多年，往往通曉當地的當代或古典語文，有時候還會和原住民婦女通婚或外遇（有一小部分官僚是同性戀者，必須盡可能掩飾），他們經常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當作一種嗜好，主要興趣是考古學、音樂、古代文學、歷史。整體來說，這些是他們可以堂而皇之表達希望研究的領域，相對而言，就沒那麼熱衷政治或經濟研究，因為作者通常必須和殖民政權保持一致立場。
最重要的是，學者型官僚一般只研究一個殖民地，也就是自己派駐的那一個，對於其他地方興趣不大，也不了解。撰寫系統性比較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者佛尼瓦爾，是在離開官僚崗位後才動筆的，他寫的《殖民政策與實務》（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主題是英屬緬甸和荷屬印尼。因此到了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初期，關於東南亞的美國傑出研究作品依然十分稀少，所以我這一輩必須非常仰賴學者型官僚，而且被逼得去學習法語或荷蘭語，才能閱讀他們的作品。我們都閱讀佛尼瓦爾和高爾登．盧斯（Gordon H. Luce）寫的緬甸；保羅．繆伊（Paul Mus）和喬治．賽代斯（George Coedès）寫的中南半島；理察．溫斯泰德（Richard Olof Winstedt）和理察．威爾金遜（Richard James Wilkinson）寫的馬來亞；貝爾特姆．施瑞卡（Bertram Schrieke）、提歐多．琵侯（Theodoor Gautier Thomas Pigeaud）、雅各布．范立爾（Jacob Cornelis van Leur）寫的印尼…(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