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安井伸介｜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張政傑｜東吳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羅皓名｜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本書譯者

共同推薦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暨執行長
吳叡人｜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阿　潑｜文字工作者
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許仁碩｜日本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助理教授
許恩恩｜作家、《變成的人》作者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詹亞訓｜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顧玉玲｜作家
（按姓氏筆劃排列）

★推薦語

「在作者看來，綜合驗證日本『1968』的著作並不存在，所以他要使用歷史途徑還原『1968』。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本書瞭解日本『1968』的面貌。而且，由於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第一手文獻的引用，所以透過本書，我們能夠接觸大量第一手文獻。」──安井伸介（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此書處理的資料豐富，範圍亦遍及日本各地，成為一本超過千頁的厚重論著……可以說是一個試圖總結日本『1968』的巨大嘗試，同時也是歷史化的里程碑，但並非意味著此即為唯一版本的歷史。」──張政傑（東吳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私以為作者在本書中更像是一名整理者，其觀點在此更像是一條導覽路線，讀者如何從自身經驗和問題意識出發，跟著但未必順著作者的導覽，進入『那個時代』，與巨量的歷史文獻資料產生關係，與其中人們的心境、動機、矛盾與困境相互投射、形成對話、共感甚至批判，我認為更是閱讀本書的重要途徑，這也是我在翻譯本書時不斷想像的模樣。」──羅皓名（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本書譯者）


★第八屆角川財團學藝獎（2010年）得獎作評審評語

「小熊英二屬於未經歷該場運動的世代，由該世代針對一九六八年前後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進行根源性的總結，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同時也是一項令人稱快的舉動。說其必然，是因為身為當事者的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們，並未能具備如此宏觀的視野，也難以做出客觀的判斷。顯然，若非與該時代保持一定距離的研究者，並無法書寫這般的『現代史』。另一方面，說是令人稱快的舉動，係因小熊英二乃聰慧過人的寫手，正因如此，方能完美地描寫這段即便在歷史上也屬於異於尋常的時代。除了小熊英二，大概沒有任何人可以達成如此完整的描述。」──鹿島茂（明治大學國際日本學部教授）

「小熊英二的浩瀚研究。憑藉其學識能力，透過龐大的史料重現了當代史的光與影，而且兼具諦觀全局之趣，乃為獲獎的合適之選。」──姜尚中（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我們假裝已完全忘卻，但實際上卻無法忘懷。這本上下兩冊共超過二千頁的巨著，重新告訴我們那段不該遺忘的歷史。本書讀起來令人感到身歷其境，讀完後將感受到兩個特點。其一，其敘述方法十分成功；其二，除了敘述之外，本書也使用另一種書寫策略，即對讀者提出今後共同思考的部分。無論是活過該時代的人們，或者於該時代過後出生的人們，都必須重新思索這段背負著過往的歷史真實，更何況這段歷史還具有當今日本社會值得借鏡的價值。」──福原義春（資生堂名譽會長）

「本書是對一九六○年代席捲日本列島的『學生反叛』，做出的一份當代診斷書。它羅列了捲入運動的各色人等的證詞，就算當作一部紀錄片來看，也足稱異色之作。作者雖屬該時代之後的世代，但本書卻不僅止於後見之明式的形式性概括，而是作者對自身內在能量進行總動員，與探討標的進行直球對決。作者透過靈活的筆觸，從多元觀點進行思考，亦是本書的另一亮點，除了『令人欽佩』一詞之外別無形容。」──山折哲雄（宗教學者、思想史學者）

作者

小熊英二

196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家。1996年以《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獲得三得利學藝獎；2003年以《「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大佛次郎論壇獎；2010年以《1968》獲得角川財團學藝獎；2013年以《如何改變社會》獲得中央公論社新書大獎；2015年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獲得新潮社小林秀雄獎。另著有《「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等書。他執導的311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於2015年公開上映，並於2016年得到日本映畫復興獎勵獎。

譯者

黃耀進（第一、二冊）

翻譯工作者。單譯有《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軌道：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改變JR西日本的奮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等；共譯有陳舜臣《半路上》、《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東京審判》等書。


羅皓名（第三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第四冊第十七章─後記）

日本明治大學教養設計研究科博士，現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專長領域為日本戰後思想、社會與文化史。代表著作為博論《谷川雁的反定型聲響：「工作者」的動態性》，以及〈民眾的內在節奏與工作者的動機：從〈日本之歌〉聽取谷川雁的聲響〉、〈邁向反知識原詩：詩人工作者谷川雁的聲響認識論〉等中日文期刊論文。同時亦為Goodbye! Nao! 再見奈央即興噪音樂隊吉他手，並參與包含帳篷劇在內等跨域藝文行動。


馮啓斌（第三冊第十五章、第四冊第十六章）

高雄人，現居東京。政治大學新聞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畢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獎佳作。曾出版數篇哲學、社會學領域譯作。共譯《原爆詩集》。

目錄

【第一冊】經濟高度成長與「現代的不幸」

序章

第Ⅰ部
第一章　時代性及世代性的背景（上）──政治、教育背景與「文化革命」的神話
第二章　時代性及世代性的背景（下）──對經濟高度成長的困惑與「現代的不幸」
第三章　新左翼的黨派（上）──自源流至六○年安保鬥爭後的分裂
第四章　新左翼的黨派（下）──運動者的心理及各派的「特徵」

第Ⅱ部
第五章　慶大鬥爭
第六章　早大鬥爭
第七章　橫濱國大鬥爭、中大鬥爭
註釋

【第二冊】大學民主化與自我否定的鬥爭

第Ⅲ部
第八章　「激盪的七個月」──羽田、佐世保、三里塚、王子
第九章　日大鬥爭
第十章　東大鬥爭（上）
第十一章　 東大鬥爭（下）
註釋

【第三冊】一九七○年的典範轉移

第十二章　高中鬥爭
第十三章　從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新宿事件、各地全共鬥、街頭鬥爭的連敗

第Ⅳ部
第十四章　一九七○年的典範轉移
第十五章　越平聯
註釋

【第四冊】從聯合赤軍到肯定消費社會

第十六章　聯合赤軍
第十七章　女性解放運動與「私我」
結論
後記
相關年表
註釋

【導讀別冊】

台灣中文版序／小熊英二
導讀《1968》／安井伸介
《1968》：如何述說一無所有的語言？／張政傑
進入「1968」的絕佳路徑／羅皓名

序／導讀

台灣中文版序／小熊英二

閱讀本書的人，是出於什麼興趣而閱讀呢？想藉由中文來理解日本的「一九六八」，其關注焦點究竟為何？讀者們關注的焦點又是否與撰寫本書的筆者一致呢？

為了思考這個問題，筆者首先將闡明撰寫本書的意圖。當然，本書的主題已經寫在內文之中，但為了避免誤解，先在此再度說明，對讀者也有助益。

本篇序文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檢討「一九六八」這個概念；第二部分說明筆者撰寫本書的意圖；第三部分則是在此基礎上思索以中文出版本書的意義。

「一九六八」這個概念

一開始得先說明，對日本社會而言，「一九六八」這個概念其實是個外來概念。

根據我為撰寫本書而調查的時間範圍，一九六○年代日本學生運動中，經常使用「七○年安保」一詞，而不會用「一九六八」。許多學生運動者見到一九六○年發生大規模抗議《美日安保條約》修訂的運動時，皆意識到因美日每十年討論一次是否延長此條約，因而有些人期待一九七○年廢止條約運動將再度興起，故帶著一種期待的心情使用「七○年安保」一詞。

確實，一九六八年日本大學與東京大學爆發學生針對大學當局的抗議運動，並發生街壘封鎖的狀況。然而一如本書所述，寄望一九六○年反對安保條約修訂運動重新興起的新左翼團體，一開始並不關心大學內的抗議活動。即便一九六八年大學爆發抗議活動，對新左翼團體來說，這些活動不過是邁向一九七○年的準備階段而已。

「一九六八」這一年分，不僅在日本不具太大意義，在美國也是。從一九六三年華盛頓大遊行的公民權運動高峰，到持續至一九七○年代初的反越戰運動，許多研究都將之視為「長一九六○年代」（The Long Sixties）。

使「一九六八」這個特定年分具有重大意義的，是西歐，其中特別是法國。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捷克，在巴黎則發生五月革命。因此，即便時至今日，歐洲的研究與討論仍傾向將「一九六八」這個特定年分視為歷史的轉捩點。而日本輸入此概念，開始更多使用「一九六八」來討論一九六○年代學生運動，則是從一九九○年代起的事情。

的確，一九六八年在某種意義上是劃時代的一年。前一年人類首次透過人造衛星在全世界同時現場直播電視節目，一九六八年首次公布了地球的照片。隨著彩色電視的普及，全世界的人們得以同時見到越戰、捷克事件（布拉格之春）、中國文化大革命與巴黎五月革命等色彩鮮明的影像。這種媒體狀況的變化，讓年輕世代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產生強烈的共同感受，並意識到自己也是這個世界一分子。

日本也是如此，學生運動者們意識到頭盔的顏色將被彩色電視播出，這點在本書中也當成重要背景來說明。然而，筆者撰寫本書的關注點，並不在敘述這種世界共通性或者運動的盛大壯麗。

筆者撰寫本書時的關注點

那麼，筆者撰寫本書時的關注點究竟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一九六○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給人們造成何種意識上，特別是政治意識上的變化。為了分析這點，筆者選擇當時的學生運動當作素材。

日本的GDP從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三年為止，年均增長達十％。有許多關於此經濟成長改變了日本人的生活和意識的著作，但筆者想理解的，主要還是在政治意識上的變化。

有人指出，一九六○年代以後，先進國家在政治意識上發生了變化。在北美與西歐的研究中認為，一九六○年代因實現了物質上的富裕，在意識上也轉向重視非物質價值的政治。這裡提到的非物質價值，像是性別與族群平等、對環境問題的關心、重視自我決定權與人權等等。這些研究認為與上述問題有關的政治，和過往追求向勞工階級重新分配財富的政治截然不同，這些關心的出現即體現此種意識上的變化。

然而，日本的狀況卻有所不同。一九七○年代以後的日本，確實也興起了以非物質價值觀為基礎的公民運動，但研究指出，一九八○年代起這種運動陷入低潮，或者說人們變得對各種政治事務都不感興趣。那麼，究竟為何日本在一九六○年代以後會發生與北美及歐洲不同的轉變？這，即是筆者撰寫本書時的關注焦點。

此外，本書也是筆者之前撰寫關於日本戰爭體驗與戰後民主化研究的延伸。該書以《「民主」與「愛國」》為題於二○○二年出版，在日本獲得了三座獎項。

在戰爭中，日本人民強烈體認到非民主的國家體制所帶來的弊害。知識分子們知道日本對美國開戰的決定其實有欠思慮，但在言論鎮壓的恐懼面前，他們選擇了沉默。統制經濟造成物資流向軍需，且導致許多違法行徑，不僅軍需企業的幹部獲得不當利益，只追求形式上提高產量的結果也使劣質品大增，即便有人想要檢舉不法，也因忌憚言論鎮壓而作罷。當日本戰敗，人們普遍認為正是因為這種非民主體制，才導致日本開啟戰端、戰敗，更造成許多親友死亡。因此二戰後的日本人企圖將日本重建為一個民主國家，這也是一種愛國心，成為戰後日本民主化的原動力。中國大陸較台灣更先翻譯出版《「民主」與「愛國」》，或許是因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更關注這樣的主題。

一九六○年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修訂運動，即標誌著這種戰後日本愛國心與民主主義結合的高峰。修訂條約的主導者是岸信介，他也是日美開戰之際的大臣之一。岸信介對開啟戰端、造成許多日本人死亡負有責任，此時卻將警隊派往國會，協助過往的敵人美國，強行批准協助美國的條約。此舉激起許多人的憤怒，引發日本人喪失民主主義的危機感，也讓人擔憂將再度回到戰敗後的貧困時代。許多人即便不了解條約細節，仍基於這樣的危機感而參加了抗議運動。這是年輕的學生運動者們已逐漸無法理解的，根植於戰爭記憶的運動。

而在一九六○年代後半的日本，這種戰爭記憶逐漸消逝，富裕不斷深化。正如本書所述，誰都未能預料到日本學生運動會在這樣的時代中再度興起。而為何會發生此種學生運動，無論是該時代的人們或者參與運動的學生們，皆無法充分理解。

筆者撰寫本書時的關注焦點，即是為了釐清此一謎團。本書得出的結論是：所謂經濟高度成長這種社會劇變本身，便是當時學生運動的背景。為了得出結論，筆者活用了大量當時學生運動的紀錄與資料，分析經濟高度成長對當時人們的意識，特別是政治意識，造成何種改變。當時的學生運動和年輕人文化是本書的素材，而撰寫本書的目的不在於記錄描述運動與年輕人本身。

　　本書基於這樣的關注焦點而寫成，引起部分當時日本學生運動者的反彈抗議。或許，這種敘述內容也無法滿足部分中文版讀者的期待，為了避免誤解，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先闡明這一點。

中文版的意義

那麼，對閱讀中文版的讀者而言，本書具有何種意義？本書是針對經濟高度成長期下日本人的政治意識變化進行分析，其他國家的人們閱讀本書有何意義呢？

對於這點，我的想法如下。已經寫就的書籍，往往會背叛作者的意圖。讀者會超越作者的意圖從書本中汲取內容。而且，筆者本身亦然，在寫完本書後也從另一個角度重新閱讀了本書的內容。

筆者是在二○○九年出版本書。二○一一年東日本發生大震災與海嘯，連帶發生核電廠事故。之後包含東京在內，日本各地發起大規模的反核電運動。當時筆者帶著五歲的女兒暫時前往京都避難，之後返回東京，對於出現意料之外的大型反核運動感到驚訝。二○一二年六月至七月，日本國會周邊出現以十萬人為單位的群眾集會，筆者也前往參加運動並記錄、分析，也為此撰寫論文，收集運動者們的發言，剪輯當時影像並製作了紀錄片。

為何筆者會做這些事情？當然，核電廠事故的衝擊與由此產生的危機感是主要原因。但不只如此，筆者藉由過往的著作熟知一九六○年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修訂運動與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而且對該時代未能留下充分的紀錄，以及知識分子未從事紀錄的工作感到不滿。正因如此，當二○一一年日本爆發大型運動時，筆者才認為對其進行分析與紀錄乃是學者們的任務。

之後，從二○一一年起在參加十二個年頭的運動過程中，筆者屢屢想起《1968》一書中使用的資料與自己寫下的敘述。當運動超乎預期的興盛之際，此前與運動無緣的人們也加入其中，此時將出現何種創造性的嘗試？在運動充滿動能時，超出事先計畫、預想的成果將以何種形式表現？反之，當運動陷入停滯，又能作出何種發言來維持參加者的參與欲？更重要的是，該讓運動以何種形式收場？更進一步思考，當運動走向分裂與衰退時，有什麼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以上種種，在筆者書寫《1968》時從大量資料中學習，自己做分析與敘述，並在二○一○年代透過自身參與再度進行了確認。

亦即，筆者於二○○九年出版本書，二○一○年代時又以與當初關注焦點不同的角度重溫了本書。對於二○二○年代閱讀本書中文版的讀者而言，也有可能獲得這樣的體驗。此即所謂超越筆者當初撰寫本書意圖的不同閱讀方式，也是書籍超越了作者本身。若非如此，那便沒有必要透過翻譯，來讓原語言（日文）圈外的讀者閱讀到這本書。

那麼，請容筆者在此為序文做個小結。筆者希望讀者們不要單純把「一九六八」視為西歐發明、充滿象徵意味的年分，而是去閱讀一個社會產生運動的詳細內容。筆者在本書中分析了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如何帶給人們政治意識上的變化，不過中文版的讀者無須執著這點。只要從書中記載的運動紀錄，或者年輕人們所處社會狀況的描述中汲取自身需要的養分即可。

不過，如果期待從這本書的象徵年分中讀到美化年輕人文化或學生運動的內容，那就錯了。本書的內容，是透過「一九六八」這個空洞的符號進行一個統整，而非提供某種預期性的公式化故事。書中描述的，是活過那個時代，一個又一個無名之人的經歷。本書是那些人們的憤怒與悲傷、暴力與愚蠢、智慧與勇氣的紀錄。至於從中可能汲取出什麼，這個決定權就交給各位讀者了。

二○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小熊英二

試閱

第十章 東大鬥爭（上）

本章與下一章將探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初的東京大學鬥爭。

東大鬥爭，因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講堂攻防戰在電視上獲得高收視率，故常常被當成全共鬥運動的代表性例子。但東大鬥爭因自身的原因而發展，與之前的大學鬥爭的性質相當不同。但此鬥爭產生出來的鬥爭型態、思想、論述等，之後也成為全國全共鬥運動的典型。

本章與下一章中，我將著重在釐清東大鬥爭的特徵。東大鬥爭之所以分為兩章敘述，是因為這場鬥爭乃決定全共鬥運動風格的「那個時代」的轉捩點，加上該風格衍生自東大的特殊狀況，條件不同的其他大學不一定能效法，為闡明這點，有需要分兩章來說明。此外，這兩章也將說明為何全共鬥運動會以該種型態「敗北」。

東大鬥爭的特徵

首先，此處將略談東大鬥爭的四點特徵，作為之後論述的基本觀點。

第一點特徵是，東大鬥爭是由研究生和助教扮演領導角色的鬥爭。從東大鬥爭初期便前去採訪的《每日新聞》記者內藤國夫寫道，「東大鬥爭的主角、推手，是有志成為學界中人的研究生與助教。」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義隆本身就是物理學科博士班課程的三年級生，一九六八年一月發表的雜誌論文記道，「至今為止，以及現在全國五十多所大學正在進行的校園鬥爭中，都沒有像東大這般由研究生與研究者擔負如此重要角色的。」

這種現象含有東大獨特的原因。東京大學把通識課程的在籍一、二年級生安排在駒場校區，在籍的大三生以上與研究生、助教的大部分都安排在本鄉校區。這種校區分別，與慶應大學劃分日吉校區（一、二年級生）及三田校區（三年級以上）十分類似。

如第五章所述，一九六五年的慶大鬥爭中，燃燒正義感的一、二年級生比面臨就業壓力的四年級生對運動更加積極，被稱為「日吉公社」的街壘封鎖，也盛行於日吉校區。然而東大鬥爭中則以安田講堂為根據地，安田講堂位於本鄉校區，乃本運動的中心地，此現象則與慶大相反。

又如第四章所述，具有大量學生運動者的是法學部、經濟學部或文學部等，理科系統人數較少，這可說是一般常識。但在東大鬥爭中，如山本義隆、最首悟等，都是以身為東大理工、醫學研究生或助教而擔任鬥爭推手聞名。

會發生這種特殊現象的背景因素之一，是東大研究生與助教的在學人數較一般大學更多。特別是在經濟高度成長下，為了對應技術者人數不足問題，整個六○年代東大理工科系學生增加了約兩倍，研究生數量亦有增加。此外，研究生佔比亦極高，一九六八年大學部學生一萬三千餘人，研究生則有約四千人。

不過，東大的研究生，特別是理科類學生心中懷有許多不滿。理科類的研究基本上以各教授研究室為單位來進行，當時社會流傳著「日本社會中最封建的，就屬相撲道場與東大的研究室」，當時的研究室存在「講座制」這種階級制度。教授為「講座」之長，之下有助教授、講師、助教，而研究生或專門課程的大學部學生再隸屬於講座。其關係被俗稱為「主公→幫傭→女傭→狗畜生」，「主公是教授，幫傭是助教授及講師，女傭是助教，狗畜生就是其他的職員。」

在這種制度下，助教授、助教、研究生等，皆只能在教授的研究主題下被指派工作。助教或研究生如果想追求自己的研究主題，便會遭教授白眼，進而無法升遷，也不利於就業。
此外，研究生和助教對教授指派他們做的研究，也屢屢抱持著疑慮。

例如，東大的都市工學科研究團隊負責成田新都市計畫的基本設計，與此配套的成田機場發生了抗爭。也是東大都市工學科的研究團隊與教授，制定了因公害問題而受到關注的三重縣四日市都市計畫，並核准對靜岡縣田子之浦的工廠排水處理方法。但研究生們很清楚，教授其實不參與現場調查，僅派遣研究生前往，並依照政府意思彙整報告書。

研究生與助教心知肚明自己接受教授命令所做的研究，有可能壓迫到民眾權益，因而對自己可能成為加害者一事抱持質疑。但如果將疑慮公開，惹得教授不悅，將會影響到自己的將來，在此情況下，他們只能保持沉默。

東大鬥爭的發端，是醫學部畢業生的身分保障問題。此問題並不像學費調漲般引起普通學生的關注。至於如何發展成全校的鬥爭，過程將於後述，不過各學部的研究生和助教，都相當關心醫學部鬥爭。這是因為研究生與助教平日就心懷不滿，對醫學部學生的處境有所共鳴之故。之後包含山本義隆在內，研究生與助教，特別是理科類的學生，開始推動東大鬥爭。

由研究生、助教，而且特別是理科類學生推動大學鬥爭的現象，無論在此前或日後，幾乎不復得見。考量到當時國家重點投入預算擴充理科部門，培養大量研究生的大學除了東大別無分號，會發生這種狀況也在情理之中。所謂的東大鬥爭，是在特殊的大學中發生的特殊鬥爭。

而由研究生與助教擔任推手，也為東大鬥爭帶來與之前大學鬥爭不同的色彩。其中之一，就是有敵視教授的傾向。

此前發生的慶大、早大、中大、日大等鬥爭中，學生抱持著大學應為「探求真理的學府」之「保守的」大學觀，這種觀念遭到背叛才觸發了鬥爭。此外，學生認為敵人是理事會、大學校長、文部省等，最初都將教授視為「原本的大學」的同盟者。無論哪一所大學，雖然對教授的無能感到失望，但最初都未加以敵視。一九六六年的早大鬥爭中，全校共鬥會議致力防止文獻資料散逸，也是因為這種「保守的」大學觀與對教授抱有期待之故。

但東大鬥爭卻有所不同。他們位於教授權力的末端，而「大學自治」就是「教授會的獨裁」，「學術自由」則是粉飾教授權力的意識形態，他們批評「探究真理的學府」這種大學形象根本就是幻想。

因此，與其他大學鬥爭的主力是大學部學生不同，東大全共鬥的推手是研究生與助教，他們平日就不滿打著「學術自由」恣意濫權的教授，如果排除此一背景因素便無法談論東大鬥爭。因而在東大鬥爭中，發生了一九六六年早大鬥爭所無法比擬的，大量破壞、散逸文獻資料的狀況。

而東大鬥爭對教授的敵視，也與他們提出「解體東京帝國大學」這個超越校園民主化的口號有所關聯。不讓大學鬥爭停留在校內的「個別改良鬥爭」上，應提升至對國家權力的戰鬥，這種想法除了受到滲透東大全共鬥的新左翼黨派引導外，一部分研究生與助教對大學存在本身就抱持敵意，也相對助長了這種想法。

鬥爭末期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參加東大全共鬥的學生解放戰線（前社學同ML派。ML派於一九六八年十月組成之ML同盟的學生組織）提出「與國家權力對決！」的號召中即有如下敘述：

「東大鬥爭之所以能超越個別改良鬥爭框架，成為具有高度內涵的戰鬥，促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於研究生、助教、職員廣泛奮起，而且對他們高度讚許和表達敬意之故。他們遠比大學部學生……更認為不該有大學共同體幻想，正因為他們站在這樣的立場，所以這些人能從事最進步的戰鬥，能自行形成戰鬥的列隊。」

因為研究生與助教成為推手，使東大鬥爭更加激進化的特點，經常受到強調。

東大鬥爭的第二個特徵是，民青掌控了大部分的自治會。東大鬥爭爆發時，除革馬派掌控的文學部，以及民青與社學同共存的醫學部之外，共有八個學部的自治會都被民青所掌控。

如第四章所述，民青標榜穩健路線。此前介紹的大學鬥爭中，早大、明大、中大等肩負引爆鬥爭任務的是社青同解放派或社學同掌控的自治會。但在東大，因許多自治會在民青的掌控下，所以無視自治會且有鬥爭意志的同志及新左翼黨派組成了依自由意願參加的全共鬥。這種情況與日大的案例相仿，因學生會變成大學御用組織，所以由有志之士自行組建全共鬥。

不過東大鬥爭不僅超越自治會的框架，而且逐漸否定「自治會民主主義」，並把自治會蔑稱為「波茨坦自治會」，之後更採取批評「民主化」與「民主主義」的態度。日大鬥爭很明確以民主化鬥爭為始，之前的大學鬥爭中也幾乎未批評過民主主義。考慮當時的大學生是「戰後民主主義的天之驕子」，不批評民主主義也屬理所當然。

「戰後民主主義」批判的抬頭，潛在的原因一如第一、二章所述，是因面對升學競爭與實現經濟高度成長的世代，感受到「戰後民主主義」僅是徒具形式的一種表面性說法。不過如果僅就東大鬥爭而言，則有更單純的理由。首先，他們敵視的東大教授中，不少人在校外是以談論「民主」而聞名的知識分子。其次，掌控自治會的民青主張「自治會民主主義」，與無視選舉的程序而組成之全共鬥處於敵對關係。簡要而言，東大教授與民青這些標榜「民主主義」的勢力就是敵人，可說因為此種特殊情狀，東大全共鬥才會拚命批評「民主主義」。

實際上，東大全共鬥對「民主化」、「民主主義」的批評，如同之後將檢驗的一般，在鬥爭初期並沒有那麼顯著。如果東大也像日大一樣，幾乎沒有以談論民主聞名的教授，而且敵人為保守派的古田會長或右翼體育會，那麼東大全共鬥或許也就不會敵視「民主主義」。然而東大全共鬥中並無如日大般，必須拿「民主主義」這個詞彙加以對抗的敵人。且隨著鬥爭後期與民青的對立日益激烈，東大全共鬥的「民主主義」批判也日益升級。

東大鬥爭的第三個特徵是，共產黨與各新左翼黨派從校外獲得大量的支援部隊。東大是大學的頂點，被稱為「稱霸東大者即可稱霸全國」，因而各新左翼黨派都抱持支援東大鬥爭的熱誠。新左翼黨派從校外注入支援部隊的狀況，在此前的大學鬥爭中亦可見到，但規模遠不如支援東大鬥爭時龐大。

支援部隊的隊員，自然沒有參加東大自治會選舉的資格，他們的任務就是充當武裝鬥爭部隊，以施展暴力的形式參與民青與全共鬥的武裝內鬥。

此事為東大鬥爭及之後的學生運動帶來一個轉機。在來自校外的共產黨或新左翼黨派支援部隊加入前，東大的民青與全共鬥即便在言論上互相批評，但鮮少訴諸暴力。而新左翼黨派的內鬥從過往就有一種現象，即唯恐普通學生反彈，故專挑夜間在不顯眼的地方實施。但東大鬥爭後期以降，內鬥轉變成在白晝公然大規模進行，這也導致內鬥被視為日本學生反叛時必然出現的一種既成事實。

東大鬥爭的第四個特徵是提出了「自我否定」這個用詞。如前所述，東大的研究生與助教平日就對自己執行的研究是否是現行體制的幫兇一事，抱持懷疑。他們重新質疑自己的生存方式、學問研究的應有方式，最後以「自我否定」這個詞彙表現出來。此點將於後文討論。

這個詞彙原本是在東大這個菁英大學中，由被選出來走上更菁英路線的研究生與助教所生出。然而這個「自我否定」的用詞，之後也離開發生的原點，擴及到東大及其他大學的大學部學生中。

六○年代起激化的升學考試競爭中，東大顯然立於頂點。進入東大的學生們比起其他學生得打倒更多同學，因此他們更懷著一份罪惡感。成長時被教導要注重平等的戰後民主教育理念，之後卻被捲入史無前例的「全民皆受測」，他們並不習慣這種事態且深感內疚。

東大鬥爭激烈化之後，接受《每日新聞》採訪的東大新鮮人中，十個人中有七、八人回答入學後「感到空虛」。某學生如此敘述：「從小學生的時候起，無論父親還母親，都對我說去東大。我也沒考慮過東大以外的學校。我想對從中學、高中、補習班──一點一滴爭取，不斷競爭至今的我，進行懺悔。」（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