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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三聯新書《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看到的是作者曹聚仁在滿架圖書前清(A27)的半身像。那是我曾經熟悉的形象，那書架所在的天台小屋，也是我曾經閒坐過的地方。在「曹聚仁」三字的簽名之下，註＃「一九○○年至一九七二年」，它提醒我原來他也是世紀同齡人，和為他說過公道話的夏衍同一年出生；再過大半年，到明年七月，就是他去世的十五周年了。
　　第一次見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一九四二年的新年。在桂林東郊星子巖邊的《大公報》編輯部裡，那一天來了一位身材矮小的軍人模樣的客人，一身舊軍裝，腰間束了一條皮帶，普通一兵，貌不驚人。聽別人說，這就是曹聚仁。因此就不免刮目相看了，這是我已經知道的一個作家兼教授的名字。這時又知道，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就投筆從戎，做了中央通訊社的戰地記者。後來更知道，他還在蔣經國的「新贛南」主持過《正氣日報》。既是中央社，又是蔣經國，在我那年輕而又單純的頭腦想來，不敢恭維是理所當然的事。何況那時我只不過是管收發兼管資料的練習生，也不可能去接近這樣一位作家、教授、大記者。雖然如此，他那一身軍裝和一條皮帶，卻給我留下了一個較深的印象，幾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還是如在眼前，儘管那在抗戰的當年並不是少見的形象。
　　再見到他卻是在十三四年以後的香港了。軍裝當然已經卸下，在上海當教授時的陰丹士林藍布長衫自然更不復見，而是洋裝在身，卻經常有一個布袋在手，是北京街頭常見的那種布袋，塞滿了報紙和書刊，有點他自己所說的「土老兒」的味道，形成了「土洋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