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

張五常

《佃農理論》是我學生時的論文習作，大約一九六六年五月動工，一九六七年四月交卷。那時在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每星期要教十二課，又要在長堤藝術博物館開什麼個人攝影展覽，所以真正下奶猁漁伅﹞ㄗ鴗賒茪諢C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個月聽不知音，食不知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了芝加哥大學，見到那裡的圖書館有很詳盡的資料，就把論文加長了四分之一。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把該書精裝面市時，已是一九六九年了。

《佃農理論》這本書有兩個特色。其一是歷久猶新：出版後三十年，該書及書內的文章每年還被引用大約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學者朋友認為該書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Contract Theory）及代辦理論（Agency Theory）的「始作俑者」。其二，作為一本「名著」，這本書的滯銷可能破了世界紀錄。

天下間怎會有這樣可憐的事？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印製了一千本；世界各地的大學圖書館自動買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學生、朋友等買了大約三百本；二十五年後芝大出版社決定把版權交還給我時，竟然還有「貨尾」二十多本送給我。可以這樣說吧，真正在市場出售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不到二百本！

今天朋友們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又花了三年時間搞中譯本，我就閒筆回顧，好叫後學的知道《佃農理論》的一些往事。

尋尋覓覓的日子

一九五九年我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六一年學士，六二年碩士，六三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試。殊不知這勢如破竹的進度，在博士試後卻碰到銅牆鐵壁：有整整三年的時間找不到自己滿意的論文題材。

兩年中我換了四個題材，到最後都放棄了。敗走麥城，要不是因為理論上的困難解決不了（如風險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資料不足（如林業的各種定價），或語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又或者是題材過於龐大（如香港的租務管制）。這些強攻不下的題材，當時使我氣餒。於今回顧，這些失敗對我後來的學術生涯大有好處。這不僅使我在四個題材上成為一個準專家，而更重要的是對搜集資料學滿了奶牷C

一九六五年八月，心灰意冷之餘，我放棄學術，工餘之暇拿相機靜坐在一個園林中搞攝影。六個月後捲土重來，在圖書館找到一些關於台灣農業的資料。那裡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與農民的分成，規定地主不能超過農產品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令經濟學者難以置信的，是在這政府硬性的約束下，農業產量急升。我當時懷疑那府的數字遊戲，要宣傳一下國民黨的優越性。但多方調查的結果，是產量上升的數字可信。政府管制，生產怎會上升的？

三個原則的理論

我想，要解釋這個怪現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個分成沒有管制的租田理論，而分成租田就是佃農了。我沒有參考有關的理論讀物，只兩天這理論就做了出來。我跟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論邏輯上生產竟然上升。這結論不容易相信，但反覆查核理論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錯漏的地方。

當時在長堤大學共用同一辦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請他坐下來，逐點逐步地向他解釋我的理論結構。他聽得很用心，提出不少問題，我都答得清楚。幾個小時後，他突然說：你的理論會引起地震！

對我來說，該理論的「創立」順理成章，沒有什麼新意。我只拿三個基本原則去推理。第一，我是艾智仁（A. A. Alchian 1914——）的入室弟子，又熟讀高斯（R. H. Coase 1910——）的論著，當然明白產權對行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產，勞力是農民的私產，所以要從私產的局限入手。第二，佃農分成是一種合約，與任何合約一樣，其中的條件是由雙方議定的。第三，農民之間要競爭，地主之間也要競爭，所以佃農合約中的條件（這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