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格勒在其著名的《西方的沒落》中對「文明」的深刻考察和認識，對文明與文化關係的深刻辯析，為此，作者試圖從這一角度對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作家文化現象等作出某種反思。
從當前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來看，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他們對左翼文化的某種認同與當代中國的左翼文化思潮來自同一資源。他們與後者從「趨同」到「合作」，完全在想像之中，是邏輯的必然。但想提醒人們注意，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那麼，在現代民族國家這一話題下，對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就應該被納入更加複雜的考察線索之中。從而，我們才能認識，為什麼恰恰在進入了「現代民族國家」階段的新中國，他們（除魯迅之外）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反而出現了深刻的危機？「現代化」的「國家」與「文化」之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斷裂？
歷史地看，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人生實踐和創作實踐，都程度不同地與現代文學文學制度的草創過程發生過緊密聯繫。魯迅辦過《莽原》、《語絲》，之後成為左聯的盟主。郭沫若創辦「創造社」，主編過《創造》、《創造週報》。茅盾參與發起「文學研究會」，主持著名的《小說月報》和《抗戰文藝》，又兼任全國「文抗」的負責人。巴金雖然與文學「組織」保持著一定距離，但他非常投入新興的出版事業，主編過《文學季刊》。
30、40年代，曹禺與各種劇院和電影公司關係密切，曾以「編劇」、「導演」等多種身份參與到排演、發行工作之中。但需要指出，這種現實的不完善狀況是個性尋求現代性的一種現實存在狀態。應當說，文學制度其實就是現代性矛盾與張力的一個非常典型的體現。
因此，在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關係的「天平」，人們不難發現這些文學大師的心靈世界一再向後者的「傾斜」，進一步說，發現了他們精神痛苦內部的「歷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