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近思

資深媒體人。台灣出生，澳洲讀大學，香港開始新聞工作。曾任香港《美洲中國時報》記者、《亞洲週刊》首任駐台特派員、香港衛星電視台灣區發言人、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台灣版發行人、靈鷲山佛教教團發言人。

因曾在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最有影響力的《九十年代》雜誌工作十四年，其中七年居住香港，加上經常前往中國大陸採訪、旅行及探親，對兩岸三地的變化和發展有長期觀察。

數十年工作以關注政治為主，但個人真正興趣卻是文學。

目錄

推薦序
山重水複之外的另一個李怡——曹衍
給親愛的近思：為什麼忘了愛妳自己？——陳文茜
媒體人、出版人、戀人——殷惠敏

自序——他將成為我的一部份永遠活著

1. 初識
2. 共事
3. 家庭
4. 交往
5. 出遊
6. 互動
7. 徬徨
8. 分手
9. 返台——亞洲週刊
10. 歸隊——一九八九
11. 拼搏——九十年代
12. 插曲
13. 重聚
14. 朋友
15. 足跡
16. 情箋
17. 居所——我的
18. 居所——他的
19. 結婚
20. 訣別
21. 出書
22. 遺憾
23. 展望

附錄
【回憶錄199篇】移居曾經最關心的台灣——李怡來台始末及在台生活點滴
【回憶錄200篇】李怡的病中歲月——三進國泰醫院
懷念老李

李怡生平年表
李怡出版年表

序／導讀

【推薦序】給親愛的近思：為什麼忘了愛妳自己？
陳文茜

每個人在愛之前皆俯首稱臣；尤其近思。
近思擁有一段愛情的神話，深深戀慕，無可撼動。
但她愛的男人，愛的世界很大，他忘了留給近思渴望的角色。

李怡是一個世俗時代的思想奮鬥者，他不只笑傲於七〇年代只一味追求資本主義的香港，也毅然決然地於八〇年代，開始對抗以左派之名行國家主義之實的體制。

在一個崇尚柏金包的社會，想在Hermes上貼著「自由」的人，注定是一個孤獨的靈魂。
「愛不是他的一切」。
卻是他在茫茫人海中的慰藉。
在時代的曲折中，近思無盡地愛著，沒有保留地愛著。
如高溫的熔岩，不斷燃燒自己，愛盡一切。
直到李怡離開。

近思愛的不只是李怡先生這個男人，她更珍惜的是他們共同奮鬥的價值，他們共同信仰的行動。
近思的聲音很低，這使她敍述一生的愛情神話時，多了許多迴盪，一點不得已，還有後續的遺憾。

李怡在她的生命以各種不同角色盤旋；英雄，令人尊敬的思想旗手，還有最後不得不離開香港，來了台灣。

在一場世紀疾病中，他染疫了，此時他只是一個平凡的老人，他的思想度不過世紀的大傳染病，近思極盡所能，在李怡吐出最後一口氣時，她仍是相依相偎的伴侶。

在此之前她愛的男人，往往以時代的高音旋律出現。
李怡，兩個字，盤據了香港曾經想努力的一切。
當然，也盤踞了近思多數時刻的生命。

在疼惜李怡的過程中，近思忘記了屬於命運必有的低音。
逐漸、逐漸地……低音斷了絃。
等有那麼一天，鍾愛的李怡離去了，那根斷了許久的低音弦居然慢慢硬化了。
剎那間，她接不起來那些斷弦，當然更拉不出曲調。

沒有了李怡的高音、低音瞬間消失，近思的人生墜入可怕的寂靜，孤獨。
孤立以四面八方無所逃避的方式，湧向她。
如此敗北，如此迷失。

一度，她覺得失去一切。

《我與李怡》此書是絃斷後，重新修補的記載。
我想告訴從小認識的同學，多數人生命中出現的一切，都不算擁有。但李怡和她的交會，早已超越情世歡愛，這本書裡的所有回憶，不是惘然，沒有遺憾。
我惟一希望的是，在李怡走後，近思記得好好愛自己。

過去李怡牽著近思的手，他們共同經歷及成長的每一步路，未來近思蛻變成另一個岀色的獨立觀察者。
冷冷的看著這個時代各種攀附權力的高級知識份子論述，然後依舊熱血地撰述底層人民掙扎的故事。

他走了，而妳們共同擁有的信念，不會停歇。
還有誰的信念，可與朝陽媲美？
過去近思懂得李怡的美好，現在近思必須以記憶體會。
獨自走上屬於妳的夢想之處，才華所在，抱負所倚。
愛是夢、是奉獻、是無與倫比的呼喊、是情所繫之處、是美好的詩詞……
可是愛永遠是其次。
不要忘了好好愛自己。
-----------
【推薦序】媒體人、出版人、戀人
殷惠敏

李怡是我結交了五十年的老友。二〇二一年他來台後，邱近思開車載他來新店，老友重逢，開始了一段難得的歡樂時光。我們幾個老朋友每個月至少見面餐敘一次，談天説地，話題當然離不開香港。李怡來台是爲了繼續他的回憶錄寫作。他帶來台灣的東西不多，除了簡單的衣物，就是整套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雜誌和相關資料。有時靠回憶敘述從前的事，記憶不清，還得靠邱近思幫他去查找資料。稿子寫成，邱也是第一個讀者，負有校訂之責。

在兩蔣時代，李怡和他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台灣一向受到敵視，因爲雜誌的立場一貫支持台灣的黨外運動。在黨國體制隨著蔣經國離世而開始瓦解時，政治風景就起了大變化。幾年前難以想像的事情，一下子就成了眼前的事實。早些年，有誰會相信曾被視爲中共外圍份子的李怡，會受邀訪台？在李登輝主政後，他和編輯不但來台，而且成功專訪行政院長。電視新聞的一幕顯示，官廳大沙發上坐著一個小個子女生，那就是邱近思給我的第一印象。

在那之前，原來她已有過隨船採訪第一批從台灣返鄉老兵的壯舉。當時兩岸還未直航，邱近思是以香港《亞洲週刊》特派記者的身份，登上一艘老舊的蘇聯輪船，陪同老兵在海上顛簸，中途在冲繩換船。老兵思鄉情切，也近鄉情祛。她身兼撰述與攝影記者，呈現了老兵竟夜盯著大海等待天明的一幕。那篇圖文並茂的現場報導，中英文版一刊出就造成很大的轟動。第二年她又現身北京，親眼目擊天安門廣場一場翻轉中國政局的學生運動。

邱近思在香港工作期間，還身兼台灣《新新聞》週刊的特約撰述，為台灣讀者報導有關香港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動態。《九十年代》獲准在台出版後，她又從新聞尖兵一躍成爲出版人。除了編輯工作之外，她還必須同台灣的政商文化界打交道，主辦大型活動，向商家拉廣告。生活繁忙緊凑，儼然是個女强人。

香港經歷了反送中抗議後，港版《國安法》到來。李怡抵台後的生活起居悉由邱近思張羅照顧，可説無微不至。他突患心肌梗塞，也是靠她緊急送醫安排住院手術才保住性命。最後他不幸染疫，臨終時不但將回憶錄的出版託付給邱近思，還希望她能代他實現出版實體全集的最後心願。這是我們這些老朋友所瞭解的事實。

邱近思是李怡的救命恩人，不是什麽有心機的女人。據我觀察，她的經濟獨立自主，做人有愛心，有擔待。李怡走過一趟鬼門關，兩人在台互敬互愛，結爲連理，原是美事一樁，但事情後來的發展，實在超乎我們這些老朋友的想像。

當初我收到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時，覺得頗爲蹊蹺。一大堆林林總總的家族照片，在前面彩頁照片中竟沒有一張雜誌社同仁的合照，但這些同仁對他卻是非常重要也是他所在意的。我也是這時才知道，在這件事背後，在李怡的生命歷程中，還隱藏了另一個同樣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如今，邱近思毫不隱諱地剖白了這段戀情。就像李怡向來誠實面對自己一樣。他生前就想在回憶錄的最後一章披露他與邱近思的關係，我們也沒有太留意。反正水到渠成，比起黎智英的被捕坐牢，《蘋果日報》的關門，其餘的都是小事。但了解只有這樣做他的一生才算完整。相信這本書終於完整了他的一生。

我的印象，李怡是喜歡閲讀思考的文化人。他文思敏捷，下筆神速，分析事物條理分明。這個特質似乎也蘊藏在邱近思的寫作之中，加上兩人個性與興趣高度相近，所以才能靈犀互通。不論喜樂或悲苦，焦慮或歡愉，情緒的起伏，過往生活的點點滴滴，畢竟是由每一個真實的刹那堆叠起來的。李怡臨終的心願，邱近思已經許諾會為他實現。但如何完成呢？

華嚴經中有幾句話說：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如何才能「種智」，也許需要正覺醒悟呢！

【自序】——他將成為我的一部份永遠活著

很多人知道，我是李怡的同事、夥伴、戰友。
很少人知道，在李怡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他的妻子。

四十年來，我和他在工作、生活、愛情、婚姻上有太多絲縷纏繞，相互延展遮蔽，成了密不透風的藤蔓。在藤蔓裡，我們再用絲縷織成了一個繭。他離開後，繭裡空洞了，只剩下悲傷。藤蔓的保護作用也消失，只留下壓力。

所以才會有這本書。

書寫到尾聲，我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他離開快兩年了，寫下才能放下。過程雖是無盡的痛苦和煎熬，有時甚至感傷到寫不下去，但既是療傷，就有層層必須跨越的心坎。而經過一次次痛篩後留下的，就只餘絢麗的風景和與李怡一起的美好回憶。

寫這本書的另一原因，是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有最後三篇來不及完成，這是他希望我為他完成的三篇中的最後一篇，也是全書的最後一篇。他說寫完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無論毀譽如何。這是他一生行事的準則，誠實面對自己，承認曾經的過去－－一段被命運牽引萬般無奈的過去。事實上在他第一次告訴我要在最後一篇交代我們的事時，我實在非常好奇他會怎麼寫。但沒想到老天待他不薄，竟放他一馬，沒讓他面對這困難的課題，反而成了我的考題。

至於為何一篇文章最終變成一本書，這原非我的規劃，書中有詳細交代。

一些知道我要寫這本書的朋友希望我不要細說從頭。我知道他們是基於愛護李怡，也擔心我無法承受後續的壓力。但我知道這不會是他想要的，既然要寫就如實寫下。我知道他會願意也支持我這麼做。至於我，可預見的壓力和無從排解的傷痛，我寧選擇前者。

為了更完整的追溯當年，以及完成這本書，我用了許多個日子翻閱時間軸長達四十年的照片。為釐清具體時間和地點，又翻出三大本近兩百卷底片、一九八四年後的所有護照、幾十本年度日誌和我們的信件卡片，反覆交叉比對確認。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將近四十年前的兩本日記。這是極龐大的工程。而在重讀日記的過程中，不知多少次因感受到文字間早已遺忘的人事物和曾歷過的喜怒哀樂，而泣不成聲，整個人陷入時光隧道中。心中深切遺憾若今日他能與我並肩共讀那我們曾一起走過的日子，該是件多美好的事！

台灣有首名為《牽手》的歌，其中一段歌詞如下：

因為愛著你的愛，因為夢著你的夢
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
因為路過你的路，因為苦過你的苦
所以快樂著你的快樂，追逐著你的追逐

和李怡一起的那些年，這是我感情的寫照。但他離開後，我心裡出現了另一段Wordsworth〈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詩中的文字：

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
Of splendor in the grass, of glory in the flower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從某個角度來說，李怡的離開給了我一個新的人生：為自己而活的獨立人生。這是我在承受傷痛和隨之而來的紛擾後的體悟。我其實不需要悲傷，他對我這一生有巨大的影響，以致他的形體雖走了，那無形的卻都還在，將永遠成為我身上的一部份活著。

李怡常引用邱吉爾的一句話，「成敗皆非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我知道他的勇氣將會繼續伴我走過未來的人生之路。

最後，特別感謝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和李清瑞、陳秀娟兩位編輯。尤其是郝先生，他的始終支持和鼓勵，使得本書得以此面貌呈現。也感謝李怡過世後一直陪在我身邊的朋友們，你們的溫暖我永銘於心。

試閱

初識

一切都是從一個杯子開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在香港開始了我的第一份新聞工作，正式加入台灣《中國時報》。主要工作是為《中國時報》美洲版提供香港和東南亞的新聞。上班地點在灣仔的熙信大廈。當時《時報》的辦公室主任是江素惠，編務主管則為後來叱吒香港政壇的資深媒體人黃毓民。

我的座位距辦公室大門最遠，緊臨落地窗。一天上班發現桌上採訪筆記的扉頁上留了一行字。「我把你的玻璃杯打破了，怎麼辦？ 李怡」

我這才知道那段時間李怡每天一早都會來《時報》辦公室，為美洲版寫一段短文（註），而他一直以來都選在這張最清靜的桌上工作。換句話說，我們每天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共用一張書桌，卻彼此都不知道。至少他一開始並不知道那是誰的桌子，我們也從未在辦公室碰過面。

第一次見面

其實我和李怡早在一九八二年就相識。當時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系教授邱垂亮為李怡所主持的《七十年代》月刊撰稿，報導分析在大陸所見所聞所感。他每年都會路過香港一兩次，李怡便請其餐敘。而我前幾年因在昆士蘭理工大學就讀，和邱垂亮又有親戚關係，偶而會一同前往。和李怡的第一次見面，老實說已完全沒印象，主要他們所談大多為對中國局勢的觀察，這對當時大學剛畢業的我來說真是興趣缺缺。

如果一定要說記得什麼，應該就是依稀記得李怡當時穿了件剪裁合宜的純白色西裝外套。文化人多穿深色外套，至少當時是如此，所以留有模糊印象。但想來奇怪，記得的就僅止於衣服而非它的主人。

有一回應該是八三年秋吧，除了我們三位，李怡還請了《中國時報》的江素惠。江提及《中國時報》美洲版自一九八二年創刊以來，取得很不錯的成績。老闆余紀忠決定充實內容，由香港辦公室提供一個全版的港聞和半版的東南亞新聞給美國。由於版面要在香港先編排好，然後用整版傳輸的方式傳到美國，需要增加人手。邱垂亮提起我可以幫忙，而當時我也正好希望離開台灣一段時間，事情便這樣定了下來。

那年年底，我剛滿二十五歲，就隻身赴港開始了人生另一階段的新生活。

回到那張辦公桌。桌上的其實不是玻璃杯而是瓷杯，打破的是杯蓋。這是個造型典雅我很喜歡的杯子，於是我在筆記本回了句：
「燙手的山芋玻璃杯的主人不接，你說怎辦？」
「不破不立，給機會你買新玻璃杯，應該謝我。」第二天李怡回我。
打破杯還這麼理直氣壯，當場讓我覺得好笑又好氣。但也從此開始，我們有比較多的互動。


在《七十年代》兼職

為搶傳版時間，《中國時報》的工作很緊湊，但只消半天便可收工。剩下的時間可自行運用。《七十年代》人手向來精簡，李怡後來就請我part time去幫忙做些校對和出版工作，但並非每天。我至今仍記得曾幫忙編的一本書是劉曉慶的《我的路》。這本書後來也給這位中國大明星惹了麻煩：社會主義講的是國家和團隊，哪來什麼個人主義的「我的路」？

因為簽證問題，在《中國時報》工作期間每隔三個月必須離境一次。最多是去澳門，不過如果回台灣就會應李怡囑託買些黨外雜誌和書籍回來。但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每次返台心情都很沉重。

十一月十二日我從台灣回來，想先把雜誌給他。
「你明天不用去上班了！」他在電話中說，指的是時報辦公室。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我笑答。
「真的。不信你去看新聞。」
聽我似乎一時愣住沒有回應，李怡說請我吃個飯聊聊吧！順便拿雜誌。

原來基於到現在都還眾說紛紜的原因－－一般相信是當時掌權的國民黨內部不同路線鬥爭的結果，就在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一日，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余紀忠老闆無預警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第二天到辦公室，江素惠讓大家還是正常上班，但無須發稿，喝茶看報聊天做什麼都可以，等她從台北回來再說。想來是回去見余老闆，看是否仍有轉寰餘地吧！記得當時我甚至在辦公室練起書法。可能因為這樣，同一時期在辦公室和老攝影師蘇煜欽一起跑攝影的李怡外甥徐岩，後來回杭州過年還買了一整套的書法瓷器組送我。

從《美洲中時》到《九十年代》

在停刊成定局後，離開香港回台灣成了不得不的選擇。雖然僅得短短近一年的生活，我卻很喜歡香港。那是一個東方與西方融合、傳統與現代交匯，整個社會呈現自由多元、方便有效率和充滿生命力的地方。尤其所接觸的都是我最喜歡也樂於互動的文化媒體人，所以即使九七問題已起，移民潮開始蠢動，不得不告別的離愁仍令我心情低落。

一天我上《七十年代》辦公室，打算向大家辭行。李怡讓我進他辦公室談一下。他說《七十年代》有負責中國、香港和兩岸的編輯，獨缺台灣。他一直很關心台灣，之前就有打算多添一位編輯。這段時間我在雜誌社幫忙，他徵詢了辦公室其他同仁的意見，大家覺得和我相處融洽，很歡迎我一起加入他們。所以如果我願意留下，《七十年代》可以幫我申請工作簽證，以後就不需要每三個月再離境一次。老實說我當下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答應了這個工作邀請。

那是一九八四年。就在我加入這一年，《七十年代》正式改名《九十年代》。也是這年，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在北京簽署。


註：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第103篇提到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後，家計成了問題。他受邀為台灣的《中國時報》美洲版香港專頁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

------
共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我正式加入《九十年代》。

會答應新工作，除了前述暫不想回台灣、喜歡香港之外，李怡本人已經開始成為原因之一了。他個性溫和穩重，包容大度，會站在對方角度為人著想。雖然雜誌社內外事務如麻，工作繁重壓力大，但從沒見他對任何人發過脾氣或疾言厲色。當時他的論政焦點已從中國逐漸轉向香港，影響力日增，但也從不擺架子。對任何人，尤其是年輕學子就像平輩一樣，給人溫暖親和的感覺。我喜歡個性成熟穩重、有才華和文采的人，李怡是我欣賞的典型，自然也歡喜能和這樣的人共事。

培養出珍貴革命情感

《九十年代》的工作以月為單位，從月初開編輯會議、擬定編輯方向，到邀稿、審稿、發稿、校稿、落版和配圖，環環緊扣。同時進行的還有對編輯而言壓力最大的撰稿。整個流程的焦點是公佈欄上的一張發稿單，按封面故事等不同欄目，標明每篇稿件的題目、作者和字數。最後就是開大版，確定整期雜誌的文章順序和頁碼。

我自己是沒有經歷過，但據老同事說，過去每到最後衝刺階段，就有編輯拿睡袋在辦公室打地鋪。實在精神不支就倒頭便睡，醒來繼續工作。我的時代雖然不再見睡袋，但加班是常態。有時碰到像六四這種突發事件，或中下旬才會有結果的重大宣佈（如《中英聯合聲明》）和選舉（主要是台灣大選），就更是人仰馬翻，常連飯都顧不上吃了。

《九十年代》是一份在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深具影響力也備受敬重的雜誌，尤其在李怡力抗各種阻難脫離左派走自己的獨立言論之路後。大家之所以願意賣力和他一起沒命打拼，除了有共同的理念，還有對不畏權勢追求真相的堅持。日積月累的工作和挑戰，也培養出難得的互信和珍貴的革命情感。我至今仍懷念那段日子。

在《九十》工作我其實壓力很大，畢竟不是科班出身，對台灣政局的瞭解和掌握也不夠。李怡察覺了我的焦慮，多次問我工作還好嗎？會不會太辛苦？並要我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盡力就好。直到開始寫評論文章，也持續給我很多意見，或在看過我的稿子後給我一些建議，讓我把內容改得更具可讀性。

當時我仍住在蘭杜街的一棟出租公寓裡。那是《中國時報》辦公室斜對面有點像酒店房間的公寓。房間很小約五坪，除了一張大雙人床和床頭櫃，就是一間配備浴缸的浴室。電視機高掛牆上，連張書桌都沒有。既然下班回家只能就著張床看電視，辦公室工作又多（由於校對功力不錯，經常負責稿件的最後一校），我經常八點以後才離開。如果正好李怡當天也忙到比較晚，他有時會找我一起去用晚餐。

現在回想，當時我們是在一種不是很明確是否在交往的狀態，只知道每次聊天都很愉快。他喜歡音樂，尤其是古典樂和老歌。和他一樣，我也學過鋼琴多年，不過更熟捻的是小提琴。我還喜歡文學和詩詞。中學時每學期國文課本發下來，我第一件事就是翻到最後一課，把每一首詩背得滾瓜爛熟。

當時我還不知道李怡是文藝青年出身，酷愛詩詞，只覺得為什麼每次見面都有聊不完的話題，有這麼多共同的興趣。後來知道他也喜歡電影、藝術，包括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不過因為辦雜誌和論政，他這些興趣後來大多被犧牲且已久不彈此調了。總之，我們的愛好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李怡提到他還有一項興趣是旅行。我後來發現他從年輕時代就對所有事物充滿好奇與求知慾，這是他喜歡閱讀、思考和探索的原因。他像海綿般飢渴地吸收所有生活周邊可以獲得的資訊。其實旅行是一種有趣又得以親身體驗、觀察和瞭解世界的方式，不過囿於時間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那時的他還只能在「書中自有黃金屋」悠遊而不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階段。

《九十年代》的編制從未超過十人。除了中港台和總編四位編輯，最資深也最重要的是負責財務的葉翠雲。她隨李怡從天地圖書一起到《七十年代》，認真負責忠心耿耿，不多話卻經常面帶笑容。每年春節她都給我兩個利市（紅包），因為香港人講吉利凡事求雙，所包金額則是象徵性的圖個喜氣而已。早期甚至有時只是個銅板。翠雲和我同年，她給我利市是因為依香港習俗，無分年齡長幼，都是已婚者包給未婚者。未婚者即使七老八十也只需受而無需給。這是我常開玩笑最喜歡在香港過年的原因。

翠雲和我一樣都愛集郵。雜誌社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和信件，她都會悉心剪下郵票，月底忙完和我一起分。有些郵票實在漂亮，但最開心的是發現有同屬一套的郵票。這就讓分郵票成了難事。後來我們想到一個好辦法：由一人將所有郵票分成兩份，再由另一人先挑選，可謂皆大歡喜。我們也經常會去樓下的集郵社選購大陸和澳門新出的郵票。

《九十年代》結束後我們聯繫不多，最後一次見面是二〇一六年在李怡的八十生日派對上。二〇二二年十月李怡過世嘗試聯繫她，才得悉她已於兩年前癌逝，非常震驚難過。《九十》陽盛陰衰，我們因此互動較多。在此為她記上一筆，紀念我們的友誼和感謝她曾為雜誌及同仁們所做的一切。

至於編輯方面，除了永遠的總編輯李怡和執行編輯方蘇（同時負責香港稿件），我加入時的中國編輯是後來筆名金鐘的冉懋華，他離開後常壽林加入，直到一九九七年底病逝，先後也超過十年。他的離世，引發方蘇人生無常生命短暫、想回歸畫畫的想法。最終也導致李怡「九七後已完成階段性使命」，宣佈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的決定。

還有一位必須一提的，是《九十年代》的美術編輯魏天菲。他從七〇年代即開始part-time負責雜誌較後階段的彩頁和封面設計。每個月見他出現在辦公室就知道雜誌進度到哪了。他和大家年齡相若，也是打成一片。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酷愛榴槤，但家人無法接受那味道，於是他常常下班後買了榴槤一個人躲在公園開心享受，然後擦洗乾淨完才返家。我很同情他，因為我也愛吃榴槤。

辦公室的工作不總是繁忙緊張，月底雜誌出刊後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當時《九十》的辦公室在灣仔地鐵站旁駱克道附近的一棟舊大樓二樓，每當樓下一聲高喊「貨到了」，我們就知道書來了。香港人喜歡賭馬賭狗玩六合彩，為免觸霉頭，他們絕口不用與「輸」同音的「書」，所以都說貨到了。我知道原因後覺得實在好笑。雜誌搬上樓後，所有同事圍著大桌將雜誌裝入已貼好訂戶名條的信封袋。一個月的辛苦化為有形的知性成果，大家一面裝一面聊天，笑聲不斷。李怡如果正好得空，也會出來和大家一起聊天裝袋。那真是我記憶中最開心的片段之一了。

另一件開心事，是中午我們經常會全辦公室一起去飲茶或吃合菜，灣仔週邊餐廳許多我們都光顧過。李怡只要沒其他飯局也會同往。他喜歡說笑話，常逗樂大家，同時也和大家分享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祕聞」。除了辦公室同事，如果時間趕巧，一些老朋友或作者也會一同參加。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張郎郎、壁華、崔少明、林保華和陳培生。此外，李怡太太梁麗儀的辦公室相距不遠，所以間中她也會來和我們共餐。

二〇二三年五月，在李怡過世、疫情阻擋三年半後我回了香港一趟。《九十年代》結束剛好四分之一世紀，我像遊魂般在灣仔附近漫無目的地穿梭遊蕩許久，特意去了他所創辦並命名的「天地圖書」、當年常去用餐的飯店（如果還在），以及曾住過的地方。慨嘆之餘，心中徒留時光飛逝，人事全非的感傷，竟至淚下。


Box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出版後，他的五十年老友傳來訊息：《七十（九十）年代》從一九七〇出版到一九九八結束，歷時二十八年，是怡兄學思生命所繫，也是他一生文化事業的主軸。李怡不是個光棍司令，他的雜誌班底同樣貢獻了心力與青春。回憶錄的彩照頁面卻連一張編輯部人員的合照都沒有，令人遺憾。

李怡在回憶錄第149篇有一段特別提到他的辦公室同仁。對他們，他是心存感念的。在此特節錄之。

憑著共同理念，自一九八一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點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更多精彩的內容，請詳閱《我與李怡》。